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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的树林

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只谈“物欲症”。与此论题相关的是,《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却是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是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必反。美国人不太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了金钱。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正如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禀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

 

美国人自我嘲讽,在中世纪,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是,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哪儿都不像哪儿,当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的回来了。

 

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未来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一百一十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消费儿童。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们的时间,人类学家英格丽西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笑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

 

不断的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如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的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的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这已经是稀有的生活。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类无法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附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轮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明白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里莎修女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半盘西化的中国,正在感染美国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物欲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

 

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淳朴,成为一种祸害。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回想中国的暂时共产主义阶段,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兵营。而今天,从政治回归经济,当你到书店里随便走走,可能会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里,满眼都是成功学著作,诸如《像红军一样崛起》、《像八路军一样壮大》、《向解放军学习》等主题的管理类书籍,使创富变成了一场场战争。

 

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坐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关于这一点,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美国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那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事实上,在全民创富围着钱转的时代,因谋财而自害其命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也是德国青年卢安克十年如一日在中国支教感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原因之所在。在卢安克看来,现代人大多过得可怜,因为,他们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用钱买回一堆其实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生命长远,但若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堆死后并带不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透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做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那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枝系苍穹。